结构性心脏病
前沿探索者
STRUCTURAL HEART DISEASE

近日,宇君维瓣 尖峰云术 | 经心尖TEER(TA-TEER)区域沙龙暨手术观摩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会议邀请了多位知名专家出席并作精彩演讲,包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张海波教授、马小龙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李伟教授,台北荣民总医院宋思贤教授,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高攀教授,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费俊杰教授,山东省立医院王正军教授,昆明市延安医院李华教授,天津市胸科医院陈彤云教授。会上,张海波教授团队联合李伟教授现场完成了一台TA-TEER手术演示。
本次会议由淄博市中心医院马刚教授、山东省立医院王正军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杨海平教授、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赵子牛教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常青教授、成都京东方医院乔军选教授、天津市胸科医院赵丰教授、昆明市延安医院张雅永教授共同主持,会议吸引了近20位讨论嘉宾莅临,包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吴明营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王盛宇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徐东教授、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蔡俊教授、西部战区总医院高峰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焦玉清教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刘雷教授、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生伟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史艺教授、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王国锋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王进教授、淄博市市立医院夏冰教授、淄博市市立医院姚波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张涵教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张洪宇教授、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朱勇峰教授等。来自全国30家中心的40余位术者与超声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TA-TEER技术的最新进展与临床实践。
开场致辞

开幕环节中,张海波教授发表致辞,回顾了经导管缘对缘修复(TEER)技术的发展历程。他指出,TEER在保持心脏不停跳的情况下可更精准地处理二尖瓣病变,而经心尖入路的TEER进一步简化了操作流程,拓展了临床应用前景。随后进入学术分享环节,淄博市中心医院马刚教授、山东省立医院王正军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杨海平教授、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赵子牛教授共同主持下,专家们围绕TEER技术的关键问题展开深入交流。
专题演讲

张海波教授以“经心尖TEER治疗及并发症处理”为主题进行分享。他指出,二尖瓣反流是最常见的心脏瓣膜疾病,中国患者基数庞大(约1900万),且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逐步升高。其中约三分之二患者因高龄、高风险及合并症等因素无法接受传统外科手术,临床存在巨大未满足需求。在经导管二尖瓣介入治疗(TMVI)中,经导管缘对缘修复(TEER)是目前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技术。近年来,TEER在治疗二尖瓣反流方面的指南推荐等级持续提升,已成为临床重要选择。
结合自身与业内经验,张教授系统梳理了TEER常见并发症(包括器械相关与手术相关),并就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围术期药物及容量管理进行了深入阐述。他强调,在规范操作、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前提下,TEER是经导管瓣膜治疗中安全性最高、风险最低的技术之一,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带来长期获益。

李伟教授以“TA-TEER围术期超声评估与术中监测要点”为主题进行分享,重点围绕术前评估及术中实时超声监测展开。他系统梳理了TA-TEER术前的规范流程:临床评估—超声评估(TTE+TEE)—多学科心脏团队(心外、心内、超声、麻醉、体外循环、护理等)联合评估—影像学评估(TTE/TEE、CT、CMR)。
李伟教授强调,TA-TEER术前评估必须依托临床、影像、心外等多学科的协作。术前需完成经胸及经食道标准切面成像,并进行详尽规划,评估MR分型、病因、严重程度及左心解剖结构与功能。同时,他详细解析了适合TA-TEER的解剖结构类型及相关测量方法。李伟教授重点讲解了术中成像要点,包括心尖穿刺点与夹子释放的实时超声引导。他总结道:手术成功的关键“五分在操作技术,五分在策略制定”。

高攀教授以“外科or介入 多瓣膜介入时代外科医生的选择策略”为分享主题,他指出中国高龄重度瓣膜病患者中,近一半为多瓣膜病,其解剖结构复杂,手术难度大,对预后影响显著。随着心脏瓣膜病治疗进入“全介入时代”(TAVI、TEER、TMVR、TTVR等),一站式多瓣膜介入已逐渐成为现实。与此同时,TAVI手术正向低龄、低危人群扩展,其远期瓣膜耐久性及二次手术问题愈加突出。
数据显示,TAVI术后再行外科手术的风险极高,30天死亡率可达15.5%。因此,治疗方式的选择不应是“非此即彼”,而应基于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进行战略规划。高攀教授强调,外科医生应在这一过程中承担患者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制定者与执行者角色——不是追求“一劳永逸”的介入,而是从“第一枚瓣膜”的选择开始,为患者规划最有利于长期生存与生活质量的治疗路径。
在制定个体化策略时,需要综合考量瓣膜耐久性、患者因素(年龄、预期寿命、外科风险)、病变因素(类型、病因、病理生理特点)及技术因素(SAVR与TAVI的长期效果、二次手术可行性与风险等)。高教授结合一例80岁高龄、高外科风险的多瓣膜病患者(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病变),展示了实践中的决策过程。最终为患者实施了“经心尖TAVI + 经心尖TEER”的一站式介入手术,成功解决主动脉瓣与二尖瓣反流问题,术后恢复良好。

李华教授以“VFMR治疗进展与病例解析”为主题进行分享。他系统回顾了COAPT、Mitra-FR、COAPT五年随访、RESHAPE-HF2、MATTERHORN等多项重要临床研究结果,并结合最新ESC/EACTS瓣膜病指南,指出对于经过严格筛选的有症状功能性二尖瓣反流(FMR)患者,经导管缘对缘修复(TEER)已被证实是一种安全、有效且重要的治疗手段,可显著降低再次住院率,改善生活质量和长期预后。在病例展示环节,李教授分享了一例合并严重心衰和扩张型心肌病的重度VFMR患者,成功接受TEER治疗,进一步验证了该技术在复杂高危人群中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宋思贤教授以“国际TEER最新进展”为题进行分享,围绕二尖瓣反流(MR)的治疗现状与前沿,重点解析了经导管缘对缘修复(TEER)技术的演进、循证证据以及在不同类型MR中的应用策略。他指出,在原发性MR治疗中,外科手术仍是低危患者的金标准,而TEER主要适用于高危且解剖条件合适的患者。对于心室性功能性二尖瓣反流(VFMR),关键在于区分“成比例”与“非成比例”反流,已有研究证实,TEER在非成比例反流患者中疗效确切,可显著降低心衰再住院率与死亡风险,这一结论主要来源于COAPT、RESHAPE-HF2等临床试验。MATTERHORN研究则表明,TEER在部分患者中的有效性不劣于外科手术,且安全性更高。宋教授强调,VFMR治疗需把握时机,避免等待心脏极度扩大(如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70 mm)才介入,早期干预可获得更佳疗效。在心房性功能性二尖瓣反流(AFMR)方面,目前尚缺乏RCT证据,但多项观察性研究显示,无论外科手术还是TEER,均优于单纯药物治疗。最新指南也明确提出,对于高外科风险的AFMR患者,TEER是一种合理选择(IIa类推荐)。
TA-TEER现场手术演示

会议期间,张海波教授团队联合李伟教授完成了一例TA-TEER现场手术演示。患者为混合性二尖瓣反流(DMR+FMR),伴瓣环扩大、前瓣叶冗长、三区反流、后叶栓系及短小等复杂情况。术者在充分评估后选择置入双夹,手术获得圆满成功。现场专家就夹子型号选择、双夹放置位置及三区交界病变穿刺点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术前TEE影像



术中TEE影像









专题演讲
午休后,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常青教授、成都京东方医院乔军选教授、天津市胸科医院赵丰教授、昆明市延安医院张雅永教授主持下,下午学术分享交流环节继续进行:

马小龙教授以“国产首创TEER器械在复杂CABG+TEER一站式手术中的应用”为主题进行分享。他介绍了经心尖TEER技术在操控简便、安全高效等方面的优势,并展示了团队完成的一例冠脉搭桥(CABG)+经心尖TEER一站式手术。该手术方案有效规避了高危患者分期手术的风险,同时实现了冠脉血运重建与二尖瓣修复的双重目标,堪称心脏团队协作的典范。

费俊杰教授通过“得”与“失”两例典型病例,深刻阐释了经心尖TEER手术中的决策智慧。TEER手术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准的术前评估与顺畅的术中操作。以病例一为例,对反流位置、宽度及瓣叶长度的准确判断,保证了手术一次成功,术后反流明显改善,完全符合“4M法则”标准。
相较之下,病例二则凸显了复杂解剖结构带来的挑战——后叶严重栓系、活动度受限,使器械难以有效捕获瓣叶组织。尽管多次尝试,反流改善仍不理想。此次“失”并非技术问题,而是理性决策的体现:当手术获益有限且风险增加时,果断中止同样是负责任的外科原则。两例对比鲜明地表明,TEER的成功不仅依赖技术操作,更取决于严格的病例筛选与临床决策的把握。

王正军教授以“精益求精,介术无境——经心尖TEER手术介绍与交界区病变病例分享”为主题,系统阐述了经心尖TEER技术,并结合一例高难度交界区病变病例进行了深入解析。他重点强调,经心尖入路相比传统经股静脉入路在处理复杂病变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通过一例高龄患者后叶P3区脱垂伴腱索断裂的复杂交界区病变手术,展示了精准的操作策略和解决方案。王正军教授指出,对于解剖复杂(如交界区病变)、心腔较小或经股静脉路径受限的患者,经心尖TEER凭借其入路直接、操作精准、反馈良好的特点,是极具优势的治疗选择,充分体现了“精益求精”的技术追求。

陈彤云教授以“AFMR治疗进展与病例解析”为主题,分享了房性功能性二尖瓣反流(AFMR)的诊断、分型及治疗策略,并结合典型病例进行了深入讲解。陈教授指出,AFMR的核心特点是左室功能正常时,由于左房及瓣环扩张导致反流,并与射血分数保留型心衰(HFpEF)及房颤形成“邪恶三联征”。
与源于心室的VFMR不同,AFMR的治疗更为棘手。指南中TEER仅为IIb类推荐,高龄高危患者外科手术机会有限,TEER常成为“无更好选择时的可行方案”。陈教授强调,AFMR行TEER成功的关键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把握干预的“黄金窗口”。他提出分期概念:B期(反流中心性、瓣叶对合良好)为最佳干预时机,可获得显著疗效;若拖至C/D期(出现偏心性反流),干预效果明显下降。
分享的病例正是精准捕获B期窗口,通过充分瓣叶捕获,将重度反流降至接近消失,取得理想效果。总结而言,对于AFMR,应注重早期识别并在B期积极干预。虽然TEER证据等级不高,但对于无法耐受传统手术的高危患者,是基于精准评估后的重要现实选择。
各抒己见,讨论环节














在讨论环节,与会专家们紧扣几位讲者分享的主题,就日常手术中面临的真实挑战进行了深入切磋。话题聚焦于一系列高阶临床决策,例如:对于合并室壁瘤的复杂病例,如何安全地进行心尖穿刺与荷包缝合;在面对冠心病合并功能性二尖瓣反流患者时,如何权衡“一站式”杂交手术与分期手术的利弊。大家结合典型病例,分享各自中心的经验与教训,这种基于实战的思维碰撞,为处理此类复杂临床场景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借鉴。
总结

闭幕总结中,马小龙教授代表张海波教授,对所有到场专家和同道的积极参与表示感谢。他指出,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与经验积累,TEER有望像TAVI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普及,造福更多心脏瓣膜病患者。